许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毛泽东忆及1935年9月9日，仍旧深感那是他生命中最为昏暗的时刻。
不久前，红一、四方面军刚刚完成会师，随即便围绕去向问题展开热议。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主张南下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得到遵义会议广泛支持的毛泽东，则坚定地主张北上，以打通国际通道，并争取苏联的援助。
双方阵营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张国焘遂决定通过发电报的方式通知陈昌浩，意图借助党内斗争手段来化解这一纷争。
夺权而已。
电报抵达叶剑英手中，他顿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前往毛泽东处，急切地寻求解决方案。
红四方面军兵力达八万之众，而红一方面军却不足一万人。面对张国焘意图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企图，毛泽东又该如何应对呢？
9月9日夜幕低垂之际，毛泽东携中央机关及彭德怀所率领的三军团启程，并于俄界与林彪指挥的一军团成功会师，从而将红一方面军重新集结完毕。
他们遂将军队的番号更改为陕甘支队，孤军北上，寻求新的出路。
八日之后，陕甘支队成功夺取腊子口，进而踏入甘肃岷县的哈达铺，此行旨在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以便更好地规划未来的行进路线。
毛泽东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至一处，必搜集书籍与报纸。此举不仅有助于驱散行军途中的单调与乏味，亦能洞悉当地新闻动态，把握时局最新走向。
毕竟对时局消息缺乏最新了解，这无异于闭门造车，极容易导致判断上的失误。
哈达铺地处偏僻，物资匮乏，除了几份泛黄的旧报纸，别无他物。毛泽东轻叹一声，纵使如此，总比一无所获为佳，姑且翻阅一番也好。
正是在这些泛黄的旧报纸中，毛泽东目光所及，发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全陕北的二十三个县中，没有一个县未染上红色，其中八县已全面赤化，十余县则处于半赤化状态。”
震惊了。
他原以为陕北的红军不过是零散的游击队，难以发挥显著作用，却未曾料想，竟存在如此规模的根据地，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毛泽东同志与战友们齐聚一堂，商讨良久，最终达成共识：踏上前往陕北的征途。
休整完毕，他们再次踏上征程，成功击退敌军的追击，翻越了宁夏的六盘山。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陕北的吴起镇，就此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悲壮行军历程。
攀登六盘山之际，毛泽东凝视着辽阔无垠、天高云淡的壮丽景象，心中澎湃，挥毫创作了一首《清平乐》。
天高云淡，遥望南方，南飞之雁已尽入视野。若未登临长城，不足以称真豪杰，算来行路已达两万里。
巍峨六盘，巅峰耸立，红旗在劲风中猎猎飘扬。今朝长缨已握，何时能够将苍龙驯服于手？
历经数场激战，红军的人数锐减至7000余众，然而毛泽东依旧胸怀壮志，坚信握有长缨在手，意欲驯服苍龙，其胸怀之大，令人敬佩。
长征胜利落幕不久，陕甘支队与徐海东所率领的十五军团实现了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随即恢复了其原有的番号。此时，两军兵力总计约1.3万人。
红军的力量似乎有所增强，然而就其作为一支武装力量的本质而言，仍显薄弱。纵使红军的战斗力再为强大，也难以抵挡持续的消耗之考验。
正当红军向陕北进发之际，蒋介石于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自担纲司令之职。张学良则以副司令的身份领命，调度20万东北军对红军发起了围剿。与此同时，杨虎城的3万部众以及马鸿逵和马步芳率领的2万兵力，亦加入了对红军的围剿行列。
硬拼不行。
为了在陕北得以存续，红军亟需另辟蹊径，探索一条全新的应对危机之道。
毛泽东意识到，唯有一条道路能够助其摆脱眼前的危机。
抗日。
2
为何抗日被视为一条出路？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不仅占据了东三省及热河地区，更是在华北地区部署了2万中国驻屯军与伪军，其势力范围已渗透至黄河以北广大区域。
昔日的列强间相互制衡的格局已然瓦解，日本崛起为一家独大的侵略力量。一旦日本完成战前准备，即可随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国人骤然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正悬于眉睫。
为摆脱亡国危机的威胁，我们唯有凝聚民族力量，摒弃内部纷争，共同抵御外敌。无论内部矛盾如何，首要任务是驱逐日本侵略者。
凡有谁敢声称不支持抗日，便等同背叛了民族与祖先，一旦外出，难免会受到世人的指指点点与耻笑。
也就是说，抗日精神已成为全社会的一致认同，堪称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准则。。
若欲齐心协力抵御外侮，抗日救国，那么在所有事态中，中国人民最感愤慨的，无疑是内战的持续。内战不仅耗费我国之力量，更是助长了觊觎我国已久的日本之野心。
打内战者，民心将失。
蒋介石的战略核心是“先内后外”，在他看来，国内诸侯割据，党派纷争不断，根本无法实现团结一致对抗日本侵略。
唯有彻底消除诸侯割据与派系纷争，蒋介石方能稳固其无可匹敌的地位，将全部资源集中用于抵御日本的侵略。
这是蒋思路。
然而，其他诸侯和派系并不赞同。蒋介石的所谓“安内”政策，难道不就是要对我们下手吗？为何蒋介石可以悠然自得，而我们却要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蒋介石，你且莫再排除异己，速速加入抗日的行列，切莫一条道走到黑。”
诸侯的抗日呼声，令蒋介石在舆论场上颜面扫地。他既不能公然宣称抗日之举有误，亦不敢直言需先剿灭诸侯势力方才抗敌。
那就更非法了。
所以以“抗日”为核心议题，我国各方势力再度划分为两大阵营。不论公私，界限清晰。
此刻的抗日斗争，不仅成为了化解我国危机的关键路径，更演变为国内各派力量争夺的利器。只要举起抗日的旗帜，便能稳居不败之地。
抗日是苏联的期望。
彼时，希特勒身为纳粹德国的领导人，正致力于国家建设，国力日益壮大，征服欧洲的野心亦日渐显露。
欧洲是苏联的核心所在，不容有失。斯大林当务之急是抵御德国的威胁，然而，日本野心勃勃，已侵占东三省，其北进苏联的威胁日益临近，不容忽视。
斯大林期望我国能够主动投身抗日，于东亚大陆遏制日本侵略的势头，切莫轻率地北上与苏联生事，否则苏联将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1935年7月，莫斯科见证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此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紧跟会议的精神导向，草拟了一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该文献号召国内各方暂停内战，团结一心，共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未久，便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其中明确指出，无论何种政治立场，只要秉持反蒋抗日之志，均可携手共进。
1935年12月，瓦窑堡迎来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挥毫泼墨，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此刻，我们正站在历史巨变的门槛上，党的使命在于将红军的斗争与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活动紧密融合，构筑起一条团结一致的民族革命战线。”
放弃阶级斗争路线。
国内呼声高涨，国际社会亦同声响应，无论是各派势力为了自身的存续，还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抗日已成为时代的鲜明主流。
此刻，若继续鼓吹阶级斗争与内战，必将招致众人的反对。他们纷纷表示，日本侵略者已逼近国门，而你们此举岂不是在助长敌焰？岂有此理！
顺应人心，无误。
毛泽东与中共的逆袭之路，实为肩负起抗日重任，与各方势力携手构建共进退的统一战线，从而挫败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企图。。
为国家找路，也为自己找路。
或许这说法不够堂皇，然而细细思量，却也并无不妥，因为成功者往往与时代的需求不谋而合。
他们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将其为己所用，进而将自己融入时代的脉络之中，最终凭借自身的才华与智慧引领时代潮流，成就了一场绝地反击的人生逆袭。。
理想照进现实了。
3
既然方向已然明确，接下来的关键便在于如何付诸实施。
在围剿陕北红军的庞大军队中，马鸿逵与马步芳身为世代相传的西北军阀，其立场难以轻易动摇；张学良虽曾担任副总司令，亦非易与之辈；唯独杨虎城，他属于江湖出身，行事风格迥异。
出身自陕西刀客，他历经沙场，官至17路军总指挥，与蒋介石并无瓜葛，堪称典型的杂牌军将领，亦非嫡系。
蒋介石所倡导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其核心便是稳固内部以稳固杨虎城等人的地位。他利用杨虎城参与对红军的围剿，旨在使杨虎城与红军相互削弱，待双方实力损耗至一定程度，蒋介石便顺水推舟，取消其部队番号。
蒋介石意图何在，杨虎城心知肚明。
杨虎城，一位充满激情的勇士，曾数年前立志率领部队奔赴华北抗击日军，然而，蒋介石的禁令使他无法成行。毕竟，一旦17路军脱离了指挥，后果将难以预料。
杨虎城为维系实力并稳固地盘，遂有意避免与红军交战。作为一位中国人，他内心深处怀揣着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因此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深感认同并抱有极大的共鸣。
杨虎城心理被判断，毛泽东采取行动。
同年11月，仅陕北之行不足一月之际，毛泽东亲笔致信汪锋，命其前往西安与杨虎城取得联系，并倡议发起“西北大联合”的口号。
杨虎城期待毛泽东的信。
未经深思熟虑，杨虎城便毅然决然地赞同“联共抗日”的方针，与红军并肩作战。然而，鉴于这是双方的首度携手，诸多具体事宜仍需进一步协商。
直至1936年4月，双方终于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红军与17路军约定互不侵犯，并相互派遣代表，同时在杨虎城将军麾下设立了秘密电台。此外，17路军亦承诺协助红军运输物资，并共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末项尚待来日施行，而前三大项则是红军当务之急所需。
红军弱小，在陕北获首助。
稳住杨虎城，张学良随后。
昔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亲密，犹如手足，无论他人如何试图离间，二人始终紧紧相连。若非深知内情，恐怕会误以为他们乃同性密友。
事实上，张作霖遇刺身亡后，未满三十岁的张学良不仅看重蒋介石所拥有的英美教育背景，更在内心深处对蒋介石抱持着一种如同父兄般的情感与敬意。
蒋介石对张学良并非如此。
在张学良的映像中，他并非仅仅是十四岁的晚辈，而是一位掌控着三十万雄师的大权在握的独立军事领袖。他与李宗仁、阎锡山相比，区别仅在于亲疏关系的不同而已。
只要有机会削弱张学良的势力，蒋介石便毫不吝啬于在暗地里施展手段。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张学良失去了原有的地盘，然而他的军队依然存在。只要东北军继续紧密团结在张学良的麾下，蒋介石便始终感到不安。
让他们去剿共即可。
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赴陕西参与对红军的围剿。起初，他满怀信心，以为红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为惧。
结果超乎张学良预期。
东北军的110师在劳山遭受重创，几乎损失了一半兵力；107师于榆林桥遭遇惨痛失败；109师则在直罗镇被红军彻底歼灭。自东北军进入陕西参与剿共行动以来，胜绩寥寥，难以数计。
张学良惊呆了，这些土包子怎么这么厉害？
“东北军遭受重创，我该如何自处？”
且自东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与东北军抗日的热情愈发炽烈。毕竟，他们的父老乡亲仍坚守在东北的土地上，而这些身为东北子弟的他们，却只能在关内漂泊游荡，这种感觉显然与身处东北时大相径庭。
自此，“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亦成为了张学良的强烈愿望。
彼时，红军俘获了一批敌军，其中一位团长名叫高福原，此人身负张学良卫队营长的显赫过往。彭德怀与高福原促膝长谈，持续了两日一夜，力陈停止内战之必要，指出双方实力悬殊，难以持久，进而提议双方携手共同抗击日寇。
成功说动高福原。
高福原表示，众望所归，我们都渴望重返东北，然而关键在于张学良的立场。若张学良能愿与红军携手，那么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彭德怀递给他200元钞票，嘱托他返回后担任说客一职。
高福原返程后，便向张学良传达了红军的立场，并将联合抗日的方针告知于他，请张学良自行定夺。
恰逢张学良在南京召开会议之际，他特地前往上海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意图拉近双方关系。如今，红军主动前来接触，这还犹豫什么呢？自然是迅速应允。
自此，红军与东北军在日间于沙场上虚与委蛇，仅向荒无人烟处轰几发炮弹以示姿态，而入夜便携手共度欢聚时光。其间，红军高歌《松花江上》等东北名曲，令东北战士们泪眼盈盈。
似汉军夜唱楚歌。
毛泽东再度亲笔致信王以哲、于学忠等将领，诚挚地表示，我们同属同胞，理应摒弃战火，携手共进，未来需通力合作，抵御日寇侵略。
如此一来，上下齐心协力，东北军亦被成功纳入统一战线。
1936年四月，周恩来与张学良于延安的天主教堂展开谈判，正式签署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在东北军内部设立了秘密通讯电台。
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携手共筑了西北地区的铁三角联合力量。。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光里，这7000名红军战士虽对前方道路茫然，却已成功化解了重重危机。如今，他们只待迈出最后一步，便有望实现逆袭，扭转战局。
杨虎城
4
张学良与杨虎城暗中与红军取得联系，此事蒋介石自然洞若观火。
蒋联系红军。
自红军抵达陕北之初，他便着手安排，指令陈立夫与中共展开联络，同时委派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王明进行协商，力主构建一种全新的国共合作关系。
他或许以为红军已被剿灭得七七八八，于是自信地认为可以借助政治手段来压制中共，进而可以腾出精力去处理其他事务，诸如平定各路诸侯等。
国共双方原本已就多数条款达成一致，然而蒋介石提出，红军师长及以上职务者应全部卸任，仅允许保留不超过三万的红军兵力。
毛泽东坚决不予妥协，他深知一旦接受蒋介石的条款，自身可能转瞬即遭暗算。同时，他坚持要求红军非但不得缩减，反而需加以扩充。
不妥则延期。
然而，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幕后与红军建立秘密联络，此举激怒了蒋介石，令其无法容忍。
在蒋介石的视角中，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三者结成联盟，无异于公然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山头，这不仅使得红军难以被剿灭，更是在其势力范围内催生了一个愈发强大的对立阵营。
蒋介石一面与红军展开联络，一面指使张学良与杨虎城对红军发起攻击，意图诱使三方势力相互争斗，从而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
张学良有点窝火。
显然无法与红军抗衡，蒋介石却坚持让我们与之交战，这难道不是为了铲除异己吗？再者，我们迫切要求立即结束内战，共同抵御外敌，可你却执意继续内战，这究竟有何意图？
蒋介石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而全国民众及各界力量则亟需立即投身抗日，这无疑又引发了关于抗日路线的激烈争论。
纵然蒋介石持有其理，然而在那个时局，抗日已成为全民的共识，无论是广大民众，抑或是红军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均身处道德的制高点之上。
对比之下，蒋介石政治失当。
张学良屡次向蒋介石表达其忧愁，恳切地呼吁停止对红军的攻击，呼吁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蒋介石的态度如同顽石般坚定，无论如何都不肯松口，更是言辞激烈地宣称红军就在咫尺之遥，而日本则遥不可及。在他看来，当前最紧迫的威胁正是红军，任何企图对抗日本的念头，在他眼中都等同于汉奸卖国的行径。
明显是为张学良而说。
而且，在张学良与杨虎城联络红军之际，蒋介石已部署中央军逼近陕西，意图让中央军入陕清剿共军，随后再将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调往河南、安徽等地，逐步进行分化与瓦解。
蒋权术高超。
权术再高，不及张学良强悍。
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得悉，调令将至河南与安徽，命令已筹备妥当，仅待公布于众。
一旦“三位一体”的格局遭受瓦解，众人皆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此时不妨放手一搏，搏得一线生机。
凌晨，西安事变发生。
张学良下令，派遣两支卫队营火速赶往华清池，意图生擒蒋介石。翌日破晓，便将蒋介石带回西安城。一夜之间，蒋介石饱受折磨，遗失了一副假牙，更摔断了一节骨头，从此落下了需要拐杖的残疾。与此同时，杨虎城将军封锁了西安城，并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等人悉数扣押。
破晓时分，张学良与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成功拘捕蒋介石，并提出八项要求：重组南京政府，吸纳各党派共同投身救国大业；即刻停战，团结一心抗击日本侵略。
他们在策划阶段便向中共发去了电报，恳请中共委派代表赴西安，共同商讨重大事宜，同时亦咨询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位的意见。
焦点在杀蒋还是放蒋。
中共初期主张杀蒋。
朱老总言辞决断，只说了一句：“先下手为强，无需多想。”毛泽东则对张学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全民族抗日的旗帜，主张将蒋介石交付于民众进行公正审判。
可以理解。
历经十年硝烟弥漫，无数英勇红军战士惨遭国军枪弹夺命，无数共产党员及其家人亦惨遭无端虐杀，每一名党员与红军战士，心中都对国民党怀有深沉的仇恨。
革命的根本宗旨，旨在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如今，既然已经抓住了蒋介石，何须再等待，不杀他还能等待何时呢？
南京方面，何应钦等人士意图采取武力手段，即指挥军队向西安发起进攻，以期强行解救蒋介石。
战争难免会有牺牲，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绝望中被迫对蒋介石下手，恐怕连何应钦在梦中都会感到欣慰。事实上，何应钦的内心深处，也埋藏着对蒋介石的杀意。
要求放蒋。
罗家伦、梅贻琦、蒋梦麟等学界翘楚，联名致信张学良与杨虎城，指出他们扣留蒋介石之举实属失当。
《申报》、《大公报》等媒体，通过舆论阵地对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指责，反对他们拘押蒋介石的行为。
最终，学生们亦走上街头，高举蒋介石的肖像，对拘禁蒋介石之举进行强烈抗议。
张学良感到困惑，“倡导停止内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本应是全民共识，为何如今我提出以兵谏促蒋介石抗日，却反而遭到众人的指责？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张学良贪婪成性，意图绑架领袖以夺取权力，甚至可能引发内战。
不重要。
斯大林支持即无问题。
他们策划“西安事变”，其关键策略便是试图借助中共之力，建立与苏联的联系，以期获得苏联的支援与助力，进而组建抗日联合政府。
若无苏联及斯大林的力挺，一切希望都将沦为镜花水月的幻影。
斯大林坚决反对。
斯大林所追求的是暂时牵制日本，防止其北上侵扰苏联领土，至于革命等事宜，他打算留待日后再行考虑。
中国如何牵制日本？
斯大林认为，张学良的声望尚不足以胜任抗日领袖之职，而中共的力量薄弱，不足以托付重任。唯有蒋介石，具备整合国内各方势力的能力，方能有效遏制日本的侵略步伐。
斯大林建议放蒋。
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萌生除掉蒋介石的念头之际，周恩来提议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数日之后，斯大林的回电态度鲜明，他指出张学良对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造成了损害，并建议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怒撕电报。
鉴于苏联及斯大林持放任蒋介石的态度，西安事变中各方的期望均未能实现，随之而来便是如何妥善处理后续事宜的问题。
中共放弃杀蒋的诉求，派出周恩来奔赴西安，以第三方的姿态促进和平解决。
在南京，宋子文与宋美龄两位女士前往西安，接替蒋介石进行谈判事宜。
张学良与杨虎城同样陷入了两难之境，即便蒋介石应允了他们的要求，也仅能将他遣返回南京。
起初，蒋介石坚决不肯松口，坚称张学良有损领袖的尊严。然而，在宋美龄的劝解下，他得知南京城内亦暗流涌动，便被劝慰道：“暂且退一步，待活着返回南京后再做计较吧。”
蒋介石终乃应允满足八项要求，誓言停止内战，并将抗御外侮作为未来奋斗的首要目标。他更进一步立下重誓，若在返回南京之前再有内战发生，责任由众人承担；而若在抵达南京之后仍生内战，则由他个人承担责任。
尽管张学良刚抵机场便被实施软禁，东北军亦随之被拆分，西安事变终究得以圆满解决。
一年后全面抗战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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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众多人士持有观点，认为张学良无需亲自送蒋介石返南京。
此事应区分看待。
张学良的初衷在于将蒋介石迎回，期望蒋介石心怀感激，将其送返，如此一来，既可成就一段美谈，亦保全了蒋介石的颜面。
蒋介石不要脸。
正当苦于无法捕捉治张学良的良机之际，如今他竟主动现身，正合我意，将他软禁于南京，以报昔日之仇，同时亦能拆解东北军，从根本上铲除心腹之患。
张学良确实幼稚。
他自诩为棋局的设计者，实则不过是大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除了他所率领的东北军，他并无任何可供博弈的资源。
倘若张学良未曾向蒋介石伸出援手，西安事变的解决或许将变得尤为艰难。
无论如何，蒋介石身为国家领袖，若轻易遭受将军的随意扣押，若不予以反击，恐怕会让他人误以为拘押国家领导人并无足轻重。
国民党派系林立，若是今日李宗仁将蒋介石拘于广西，明日阎锡山又将之扣留于太原，后日马步芳再执蒋介石至青海，品尝当地羊肉，岂不乱了套？
蒋介石鉴于面子与尊严的考量，即便返回南京，亦势必要挑起内战，以彻底解决西安事变之问题。
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归故里，随即自身亦被软禁，此举恰巧保全了蒋介石的颜面，同时亦未给其他将领留下不良的观感。
这是最佳方案。
张学良不太乐意。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曲折历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中共与红军。。
昔日的强兵猛将，8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的漫漫征程，仅余下7000余众。汇合了15军团及2、4方面军，兵力也仅增至3万余人。然而，他们却陷入了陕北的困境，面临着超过2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操盘若非高手，必死无疑。
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精准把握时代脉搏，主动迎合民意，更巧妙地引领时代潮流，以之作为反击的利器，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绝地反击。
1937年，随着时光的流转，陕北的根据地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亦完成了改编，成为了八路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亦正式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
黑暗岁月围剿结束。
他们在此地休整养精蓄锐，继而于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历经十二载风雨，终至“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辉煌时刻。
转折点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虽是出于个人意愿发动了“西安事变”，然而这场局面的策划与布局，实乃毛泽东及他的同志们共同运筹而成。
这是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