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的日子
作者：王 骥
我与伊朗拳击主席。
在以色列对伊朗的连续空袭后，伊朗军方高层已有超过20人不幸丧生，包括我相识已久的伊朗拳击协会主席哈桑将军也音讯全无。尽管如此，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和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依然安然无恙。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正静待某项重要协议的达成？
佩泽希齐扬于2024年7月28日，经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批准，正式获任总统一职。随后，他在7月30日于议会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就职仪式。作为总统，他实际上并未掌握军队的指挥权；他本质上是一位由医者转型而来的文职总统。
马苏德·佩泽希齐扬，1954年9月诞生，是一位伊朗的改革派政治人物。他曾履职于伊朗大不里士医科大学校长、伊朗卫生部长、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等要职，且长期担任伊朗议会议员。尽管头衔繁多，但他与我同出一辙，都是学医出身。我在伊朗访问时，亦是以医生的身份前往——具体而言，是作为国际拳联的技术代表、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的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勋爵，也是一位医生。）我的身份得到了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国际拳联主席安瓦尔·乔杜里的正式认可。
右一为国际拳联主席，安瓦尔-乔杜里教授；右二则是当时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而右三则是本文的作者本人。
1974年传言
相较之下，彼时我国民众需凭粮票按份额分别购置粗粮与细粮，并需持有副食购买证方可每月限量购买一块豆腐，而伊朗的生活条件对于我国普通百姓和体育健儿而言，无疑充满了吸引力。
1994年的新春之初，我接到了国家体委国际司拳击项目负责人的来电。他告知，国际拳联（AIBA）主席乔杜里先生已发来正式公函，诚挚邀请我担任国际拳联的技术代表，并出任伊朗德黑兰国际拳击邀请赛的医务仲裁。他询问我是否能够接受这一邀请，并期望我能够尽快给予答复。
鉴于职业发展的需求，我曾短暂踏足若干国度，然而伊朗却不在其中。记得1974年，德黑兰举办亚运会之际，我国尚未全面恢复拳击项目，故而并未派遣国家拳击队参赛。尽管如此，众多投身其他项目的同仁与友人积极参与了那届德黑兰亚运会。其中，我的同事郑介民便在这场盛会上荣获了举重项目的铜牌。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我那些参加过伊朗亚运会的同事与朋友们均盛赞该国财富之丰、民生之乐。他们强调，伊朗不仅物质资源充沛，精神文化亦同样丰富。与我国当时依靠粮票分配粗细粮、副食购买证限量购豆腐的生活相比，伊朗对我国的民众与运动员展现出了极大的吸引力。
投身于伊朗的拳击赛事，同时探寻古老的波斯文明，这无疑是一次深入体验另一个悠久民族文明的宝贵机会，令人倍感兴奋。我迅速对国际司作出回应，欣然接受了这次出访的邀请。王旭辉表示：“前往伊朗并无繁复手续，只需携带公务护照即可成行，无需签证，凭借国家体委出具的出境证明即可。机票将由对方承担，抵达后的一切接待工作亦由他们负责。你已习惯了独自出国，国际司此次不再派遣翻译。此外，中国拳击队也将一同前往，而你并不在此次出访名单之列，你的行程单独成文，批文亦已顺利下达。”三天后，我收到了伊朗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提供的机票，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直飞伊朗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
1994年体验
“岁月催人老”吗？
夜幕低垂，九点有余，航班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缓缓降落。尽管机场夜间的照明并不充足，我仍能辨识出海关显眼位置张贴的严格告示，明确禁止携带含酒精饮料的物品入境。边境安检的警官浏览了我的公务护照，随后在某一页上盖下了一个可能刻有波斯文字的三角形状入境戳记。与此同时，伊朗拳击协会派遣的接机人员已在出口处静候多时。
经过半小时的驰骋，汽车最终将我送达至希尔顿酒店，这家酒店无疑是伊朗最顶级奢华之所。在昏黄的路灯映衬下，我注意到酒店左侧不远处墙壁上用英文书写的标语：“打倒美国”。踏入酒店大堂，一股羊肉的香气扑面而来。我被安置在一个宽敞的单人间内，房间正对面的电视上，一个年迈的男子正在朗读古兰经。无论我切换至哪个频道，那位长者端坐念经的画面始终如一。
翌日清晨，我步入餐厅享用早餐。这里的餐厅服务员，与酒店前台的服务员相仿，全都是清一色的男士。早餐的品种并不算丰富，主要包括咖啡、牛奶、面包、黄油、果酱以及各式小点心。此外，还有颇具当地风味的羊肉炖萝卜和牛肉炖土豆，以及洋葱、鹰嘴豆和酸奶等美食。
早餐过后，我步入房间，启动了电视机。频道一个接一个地切换，转了十几轮，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最终，画面定格在一位老大爷静坐，悠然地朗诵着《可兰经》。
受航班影响，我和中国拳击队提前一日抵达德黑兰。在闲暇之余，我漫步于街头，除了注意到道路上疾驰而过的重型卡车，车上装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我还对当地的公共交通产生了兴趣。与我国截然不同，德黑兰的公交车内男女乘客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公交车设有前后两个车门，身着黑袍的女性乘客从前门进入，随后便占据了车前的座位，或是站立于车厢前端。而男性乘客则从后门登车，落座于车厢后部，或是站立于该处。男女乘客之间，大约保持了两米左右的距离，形成了一个无人逾越的“真空地带”。
沿街而立的高楼之上，赫然可见用英文书写的“打倒美国”标语，或是以丑化美国为主题的讽刺漫画。行走于街头的女性，均身披黑色长袍，给我的直观印象是，这个国度似乎无需服装设计师。她们的一生似乎都在黑袍的笼罩下度过，对五彩斑斓的服饰诱惑选择视而不见，这或许便是伊朗女性唯一的抉择。
美敌，美元亲
漫步于商业繁华地段，不难发现琳琅满目的欧洲名牌商品，价格相对亲民。然而，面对大多数伊朗民众而言，购买力已然显得力不从心。外来游客鲜少涉足此地，美国品牌产品亦被误认为是欧洲制造，尤其是德国出品。直至深入了解，方知伊朗与德国之间，竟有着深厚的渊源。
伊朗街头宣传画：“反美”
我相中了一件款式独特的风衣，店老板报价40美元。然而，风衣上的产地标签已被巧妙地剪去。我好奇地问老板这风衣是否源自美国？老板轻轻举起一根手指贴近嘴唇，示意我保密。我领会了他的暗示，明白不能提及“美国”二字。老板环顾四周，小心翼翼地向前倾身，几乎贴近我的耳畔，轻声告诉我：“绝对不是，千万不能提‘美国’，要说它是德国制造的。”他那紧张的神情让我意识到，若提及美国产地，不仅这件风衣会遭没收，他本人也可能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波斯地毯，享誉全球的工艺瑰宝，可分为毛织与丝织两大类，其价格亦颇为亲民。伊朗境内制作地毯的工坊遍布，然而购买者却相对稀少。一块地毯足以使用数年，远非日常用品如洗脸毛巾那般频繁更换。加之，到访伊朗的外国游客数量寥寥无几。
那幅挂毯上巧妙编织的波斯古老故事与传说，使我坚信不疑，古代波斯不仅雄踞军事之巅，更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国度。幼时阅读《一千零一夜》时，我的心愿首先是拥有一盏神奇的灯，紧接着便是渴望得到一条能够飞翔的毯子。若这波斯地毯真的能够翱翔天际，或许它的速度与稳定性将远超阿拉伯的飞毯……我亦常因物生情，沉浸其中。
伊朗的现代表手工艺品种类繁多，不仅包括木雕与木刻艺术品，还有各式皮革制品。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几乎游历过亚洲所有国家的人来说，家中早已没有多余的空间来陈列各式纪念品，它们只得被迫被收进几个大箱之中。面对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包括那些绚丽的波斯地毯与挂毯，我实难再激发起购买的欲望。
伊朗街头宣传画：抵制美国
据说他是个裸官
达赫兰先生的孩子们正在美国深造，然而，新成立的伊斯兰政权责令他务必将子女召回国内，否则将面临生命的威胁。
午后，达赫兰先生莅临酒店探望，他担任伊朗拳击协会的外交事务主管，同时作为国际拳联（AIBA）的一名资深A级国际裁判，是伊朗国内唯一具备在奥运会拳击赛事中担任裁判资格的专家。我们自奥运会与亚运会赛事中携手合作多年，彼此间早已熟络。我未曾过问他的个人经历，毕竟英雄何必问出身。然而，国际拳联的其他裁判与官员曾向我透露，达赫兰先生曾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担任海军军官。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军队高层遭受了一场大规模清洗，数百名高级军官不幸丧命。
达赫兰先生之所以幸免于难，关键在于他并非高层军官，而是一名中层军官，这让他曾被囚禁于牢狱之中。传闻他是一位无财产官员，其子女均在美留学。面对新伊斯兰政权的威胁，要求他将子女召回国内，否则面临生死之劫，他竭尽所能地推迟这一命运。当女儿得知真相后，她果断地舍弃了花衬衫、牛仔裤与高跟鞋，毅然决然地回到伊朗，换上了传统的黑色长袍。全球拳击界与军队、警察的联系错综复杂，而正是得益于伊朗拳击界中那些警察朋友的大力协助，达赫兰先生才得以重获自由，与家人团聚。
传闻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之际，伊朗监狱内关押着众多前政府官员及政治犯，达赫兰先生亦身陷囹圄。据媒体报道，伊斯兰政权不时从狱中抽取囚犯血液，以补给战场的急需。至于达赫兰先生是否遭受过抽血之苦，我未曾向他询问，他素来不评论前政权的功过，亦不对现行政权发表任何看法。此情此景，似乎伊朗人亦深知“沉默是金”的道理。
突发情况出现。
达赫兰先生通知我，晚餐过后将召开领队会议，并询及我是否打算在会上发表意见。我向他回应道：“我计划不再在会上发言，但我会按时出席。”
领队将在二楼会议室召集会议，我特地邀请了中国队教练王守忻一同与会。技术官员们就座于主席台后的长桌之后，桌上摆放着各自名字的标识牌。与之相对的几排长桌上，则陈列着几块抛光的大理石底座，每块底座上均竖立着一根黄铜旗杆，旗杆上飘扬着各国参赛者的国旗。
此时，已经有两三个国家的运动队领队到了，我环视了一下整个会场，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中国拳击队桌签旁边摆放着的那面旗子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是台湾地区正在使用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没等我说话，王守忻指着桌子上摆放的旗子说：“这旗子不对呀！”我们马上走出会场找会议的负责人。在会议室门口碰到了伊朗组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告诉他国旗搞错了，请他马上更换。王守忻又向会议室内望了一眼，指着桌子上的中华民国旗子，说道：“他们丫的这是有预谋的……”我说：“咱们不进去开会，必须换上我们的旗子再进去。”
此时，国际拳联的另一位技术代表，来自巴基斯坦的拉施德少校走了过来，在这次赛事的技术官员中他排名在我前面，他是第一位，我是第二位。我把组委会放错旗子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招了招手，把伊朗拳击协会的负责人叫了过来，告诉他必须要听从我的指令，把旗子换了。同时他说：“让中国队的教练和领队先进来开会。”我对他说：“不行！国际奥委会有规定，你是知道的，台湾代表队参加任何项目的体育赛事，不得使用台湾地区现在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参赛队伍必须叫作中华台北代表队，旗子应该是印有红色梅花白色台北的奥委会旗子。此次台湾没有派队伍来参加比赛，来自中国大陆的体育代表队更不能用这个旗子，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必须遵守国际奥委会的每一项规定。”拉施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虽然我是中立的仲裁，但身为一名中国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且这护照由中国政府签发作为公务护照，因此我无法在会场中就座，还请见谅。”
“不妨直接寻求乔杜里教授的帮助，他对你的信任有加，且对中国充满友好情感，相信他会鼎力相助。”
“我国国旗为红色，中央绘有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他们却表示未曾见过这样的国旗。经过深入了解，我得知，在昔日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期间，这家酒店曾悬挂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前排左一，伊朗拳击协会的主席，左二，国际拳联的主席，乔杜里先生。左三，则是乔杜里夫人。后排右一，是我本人。
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权更迭，我国与该国的关系可能并不亲密。在踏上伊朗土地之前，我们已做好心理准备，然而未曾料想，竟在国旗问题上遭遇了难题。乔杜里给予我支持，向众人宣布：“此事一切均需遵从Doctor王骥的指挥。”他转身面向我，语重心长地说：“你提出解决方案，便照办！”在伊朗人转身之际，他对我暗示了一下，伴随着抓握的动作，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图。
伊朗拳击联合会与酒店管理层的负责人携手，手持钥匙，缓缓推开会议室的门扉。我迅速从长桌上的中国桌签旁取下那面不应置于此处的旗帜，径直将其送至乔杜里的私人房间。乔杜里戏谑道：“若是CK吴来到伊朗，发现了这面旗子，定会不悦。切记，莫让他瞧见，待你返回北京后，交予何振梁先生。”
我将那面旗帜带回了房间，妥善地安置于箱中。然而，直至比赛落幕，台北队并未现身赛场。CK吴未踏足伊朗土地，而李武男（中华台北拳击协会的秘书长，且曾效力于李登辉的警卫团队）亦未曾露面。
乔杜里口中的CK吴，即中华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英文名为Ching-Kuo Wu。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结束后，吴经国向乔杜里表达了希望投身国际拳联工作的意愿。1990年11月，在第十二届国际拳联（AIBA）代表大会上，乔杜里将他推荐为国际拳联执委。1993年9月，日本广岛举办了亚洲拳击邀请赛暨亚运会测试赛，当时吴经国与我一同在体育馆内闲聊。到了1994年11月21日至25日，国际拳联（AIBA）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吴经国试图推翻乔杜里担任主席，但最终计划落空，甚至未能保住委员的席位。
差点违法工作
言辞不再冗长，径直进入正题。在伊朗德黑兰举办的拳击赛领队会的次日，即1994年1月15日的清晨，希尔顿酒店的会议室墙上，映入眼帘的是我国拳击队亲手携带的五星红旗。或许是为了保持场地的整体和谐，组委会将各代表队桌签旁的国旗悉数收起，取而代之的是参赛各国运动队自携的国旗。这些国旗随后亦被运至比赛现场，在决赛时刻，获奖队伍的国旗将傲然升起。颁奖仪式上，军乐队更是奏响金牌得主所在国的国歌。我不禁怀疑，在领队会上主办方伊朗所犯的国旗摆放错误，或许并非偶然。
1月15日下午两点，一场盛大的拳击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包括了隆重的开幕式以及激烈的预赛环节。国际拳联（AIBA）的主席，乔杜里教授，特地邀请我乘坐他的座驾，一同前往体育馆。乔杜里教授体型较为丰满，在乘车时总偏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为此，伊朗方面特意安排了一辆黑色加长的奔驰轿车。酒店的门童恭敬地打开后排的两扇车门，乔杜里教授则示意我及他的夫人从两侧上车，而他则亲自打开前方的副驾驶车门，径直坐了进去。
乔杜里教授的夫人，来自日本，名唤Mickey，我们依旧亲切地以“Mrs. 乔杜里”称呼她。她恪守当地习俗，头戴浅色头巾，巧妙地绕过车身，打开右侧后车门，轻盈地落座于后排。正当我跨步欲踏进左侧座位之际，却被指挥开道摩托车的警察友好地拦下。他微笑着对我说：“先生，您不能坐此处。只有这位女士的配偶，才有权与她同席。若您与她并排而坐，恐将面临被拘捕并监禁的后果。”
哎呀，我的天哪！我与乔杜里夫人并排坐在小卧车的后排座位，心头涌起一种罪恶感，仿佛下一刻便会被逮捕并投入监狱。乔杜里教授无奈地打开了车门，与我调换了座位，他和夫人则占据了后排。而我，则被安置在副驾驶的位置。在四辆摩托警车的护卫下，我们的车朝着体育馆的方向疾驰而去。
在德黑兰的阿里亚梅尔体育中心，一场拳击赛事正于一座体育馆内激烈进行。乔杜里夫人是唯一一位莅临现场的女士，她个性独立，面对进入体育馆时士兵与警察的困惑目光，她显得毫不局促。伊朗拳击协会主席哈桑将军，随同乔杜里夫妇入场，他轻挥手臂，示意士兵和警察予以放行，随后他们便受到了军礼的礼遇，顺利通过。
在本届拳击邀请赛中，仅有九个亚洲国家报名参赛，而西方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体育互动相对稀少，导致没有一支队伍前来竞技。伊朗队作为东道主，得以尽享天时地利之便，此次比赛因而成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展示国力、彰显实力的绝佳平台。
伊朗共派遣了12名运动员参与所有12个级别的角逐。拳击与摔跤历来是伊朗体育的强项，众多运动员出身于军旅，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然而，回溯至四年前，即1990年10月4日，在北京亚运会的男子81公斤级决赛中，我国选手白崇光成功击败了备受瞩目的伊朗选手卡西米，为我国在亚运会历史上赢得了首枚金牌。到了1992年奥运会的预选赛中，白崇光再次与伊朗老对手卡西米相遇，并在一回合内将卡西米三次击倒，最终赢得了胜利。
我谢绝了一个有威士忌和许多伊朗美女的秘密party
1994年的德黑兰拳击赛事进展得相当顺利，未发生任何伤害事故或突发状况。我国运动员在首轮较量中均顺利晋级。16日一早，我例行对当天参赛的每位运动员进行签字，确认他们的“拳击运动员手册”有效性。
午后，乔杜里教授与伊朗政府的高层官员展开了会谈。我恰巧搭乘了一辆运送运动员前往体育场馆的中巴车。由于此次赛事中，每辆参赛车辆均由警车领道，每当警笛声响起，同向行驶的车辆便会自觉靠边减速或停车，以便让与会车辆优先通行。其中一辆中巴车内坐满了女学生，或许正值放学时分。这些拳击运动员们正值青春，充满活力。当看到路边停下让路的车辆里，全是蒙着面纱的小女孩时，韩国运动员们热情地挥手示意。接下来的场景令人惊讶。车内的二十几位女学生齐齐取下头上的面纱，将手掌贴于唇边，模仿着飞吻的姿态。我们车中的运动员们欢呼雀跃，而校车里的女学生们则立刻爆发出一片尖叫声和清脆的银铃般笑声。
周六赛事如火如荼，国际拳联的临时职员舍利姆先生私下告知我，今晚将有一场私人秘密派对，并询问我是否乐意参与。他声音压低，语气中透露着兴奋：“那里有威士忌和众多迷人的伊朗姑娘……”我婉言谢绝，并劝他避免此类活动。毕竟，我们身处一个极端穆斯林国家，一旦被警方发现，不仅可能被监禁，甚至可能遭受石刑。舍利姆微笑着回应，那是一场由国家高层子女举办的派对，他们居住在豪华别墅，门前有军人守卫，警方不敢轻易介入。
首先，我对饮酒并无兴趣，除非是北冰洋汽水，那时我或许会稍加考虑。
其次，纵然我非柳下惠、鲁男子之辈，然自幼便研读孔孟先贤的教诲，亦算得上是坐怀不乱的楷模。我行事自有分寸，这份底线源于少年时对冯梦龙《三言二拍》中一首定场诗的感悟，那诗句已成为我生活的座右铭。“饮酒不醉乃真豪，好色不乱是英豪，莫取不义之财，忍气让步祸自消”。因此，我婉拒了舍利姆代表那些伊朗官二代所伸出的邀请。
次日的午餐时分，我于酒店餐厅邂逅了舍利姆。他眼神略显倦怠，向我透露前一晚尽情狂欢至深夜，畅饮威士忌与香槟，品味着古巴雪茄。参加派对的女孩子们纷纷换上了迷你裙，伴随着迪斯科音乐的节奏，欢快地舞动着。她们的臂膀肌肤白皙，宛如奶油一般。我本想提醒他，女孩的胳膊或许更应形容为“宛如莲藕之洁白”，然而我却无法准确表达“莲藕”的英文。最终，我建议他可以使用“如雪之白”或“如同白漆般洁白”这样的描述。
随着拳击赛事步入尾声，伊朗队在决赛中成功摘得半数金牌。体育馆内，激昂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歌》屡次响起，那面象征伊朗的绿、白、红三色横条国旗亦屡次飘扬。一位伊朗官员缓步至我身旁，借助英文翻译向我阐释新国旗中央的图案。那图案便是伊朗的国徽，其上端展开的《可兰经》格外醒目，两侧对称地绘有四个新月图案，中央则嵌有一把锋利的宝剑。他解释道，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国旗中央的图案是一只手持弯刀的狮子，国徽则由两只狮子构成，这些都曾是伊朗向英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象征。伊朗官员还赠送了我一幅装帧精美的古代伊朗打马球画作，画框工艺精湛，四周密布着铜线装饰，彰显了波斯后期的手工艺之精湛与独特韵味。
比赛结束了，中国拳击队获得了三枚奖牌。1月19日晚上离开德黑兰，我不想再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改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到卡拉奇转机回国。回国后去体委国际司汇报工作，上交了那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国际司的领导听完汇报拒绝接收这面旗子，建议交到台办去。我没有和台办打过交道，那些日子事情多，太忙，就把那面旗子收了起来，盼望海峡两岸统一之后，有机会再送到中国体育博物馆。
伊朗，我只曾踏足一次，便不再愿意重返。然而，若新的伊朗能在烽火中崛起，劳动人民得以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土，我或许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愿战争早日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