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雄伟屹立于鄂豫皖三省的交汇之处，横跨江淮之间，俯瞰着中原大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这片孕育革命火种的红色土地上，大别山根据地铸就了“二十八载红旗不倒”的传奇，为中国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永载史册的辉煌篇章。1947年8月，一支勇往直前、直捣敌人要害的雄师——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迈向战略进攻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历史性的转折点。
回顾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战役，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亦必争，这是充满艰辛的斗争历程。”在这场艰难的斗争中，刘邓大军出色地演绎了无后方作战的传奇。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成就之一便是赢得“棉衣战”的胜利。全军上下齐心协力，自行解决十万余人的冬季棉衣问题，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壮举。“棉衣战”的胜利，不仅离不开政委邓小平面对强敌时的坚定意志和卓越的军事谋略，更是大别山精神“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攀高峰”十六字箴言的生动体现。
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自筹冬衣。
1947年的秋季，10月的大别山地区细雨绵绵，寒风刺骨。在这片辽阔的战场上，12万南征的野战军战士们，尽管身着渡黄河时的单薄衣衫，脚蹬自编的草鞋，却夜以继日地与国民党超过30万的主力军周旋，时刻寻找着消灭敌人的机会。在白天的紧张战斗中，战士们尚能忍受刺骨的寒冷，然而到了夜间行动，寒冷便时常让他们牙齿打颤、身体颤抖，伤病员更是难以承受。如何迅速为10余万人的部队解决过冬的棉衣问题，已成为了摆在政委邓小平和司令员刘伯承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1947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份电报，指示刘邓部队自行解决棉衣问题。
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对部队的冬装问题高度重视，早在9月11日便向刘邓二人发去电报，询问部队在解决粮食和被服方面的情况，并询问是否需要第10纵队与第11纵队负责运送冬装和弹药至大别山。当日，邓小平与刘伯承迅速回电中央军委，报告称粮食供应充足，但今年的冬装需依赖后方补给，力争明年夏季实现自给。然而，大别山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距离长达千里，且途中横亘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要想让庞大的冬装运输队伍顺利抵达大别山，实乃痴人说梦。在充分掌握这一情况后，中央军委于9月16日再次致电刘邓二人：“全军冬装准备工作，切勿过分依赖后方的按时供应，而应着重于自力更生。若能积极搜集棉花布料，每人制作一件薄棉衣或棉背心，便足以抵御十二月至次年一月的严寒。届时，后方的冬装补给或许能够及时到位。”
接到军委的指令后，邓小平与刘伯承本着减轻党中央和解放区民众负担的原则，立即向军委回电，表示正在积极探讨棉衣自给自足的方案，并承诺将全力确保部队自行筹措冬装。然而，如何实现棉衣自给自足？如何获取棉花和布料？以及如何培训战士们缝制棉衣？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棉衣战”的胜负。鉴于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召集后勤部门负责人进行商讨，旨在借鉴已有部队在采购棉花、布匹及缝制棉衣方面的成功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推广至全军，以期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棉衣问题。
刘邓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全军齐心协力缝制棉衣，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各部队的领导同志务必做好充分的动员工作。”
二、明确筹款途径，强化纪律培训。
接到命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迅速召集营级以上干部举行会议，就“棉衣战”的执行细节进行深入探讨。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陪同邓小平一同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身着军装，腰束皮带，首先向与会干部阐述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强调：“站稳了脚跟，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难诸多。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便是为全军12万将士解决过冬棉衣的问题。”干部们全神贯注地聆听邓小平深入浅出、富有启示的讲话，许多人专注记录，唯恐遗漏任何关键信息。
“昔日高山铺之战，我们凯旋而归，士气高昂。今冬将至，棉衣短缺，干部们忧虑重重。然而，有何可忧？面对困难，我们总能迎难而上。在党的领导下，无往不胜。我们必须认清，我们身处无后勤支援的艰苦环境，唯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至于布匹和棉花的来源，一是从敌人那里缴获，二是向民众和商贩采购。”
刘邓大军曾开具收据，用以证明向大别山地区民众征集粮食、鞋袜以及棉花的款项。
鉴于大别山区民众生活的艰辛，邓小平特地叮嘱部队，务必减轻民众负担，将资金筹集的重点锁定在城镇商户和乡村中的富裕地主。他强调，借贷需有借有还，对民众保持诚信。在筹集布匹和棉花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指出：“务必严格遵守工商业政策，坚决杜绝对待商人时无视政策、方法不当、随意抓捕、随意没收的行为。严格禁止向小商户筹款，即便是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店铺，也必须按价支付。对于逃亡者，可留下借条，待将来偿还。”
在邓小平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经过深思熟虑，确立了六项具体措施以确保部队棉布的筹措：（一）选派得力干部，配以精锐武装（如一连或一营），深入战火相对稀疏的地区，主动攻击富裕城镇的敌人，向商人进行筹款。（二）搜集各城镇的棉布资源，通过筹款所获得的资金购买或抵扣捐款、利用黑货黄金、开具正式借条等方式进行交易。（三）在乡村集市，禁止使用保甲长，由政府或随军工作队（或筹款委员会）有计划地向大中地主筹集款项和棉布。（四）鉴于大部队驻地筹款筹布的困难，需派遣一团或一营部队，在筹款委员会的带领下进入非战区进行筹款。为确保筹款过程井然有序，避免混乱并维护我军声誉，各纵队各工委需挑选政治立场坚定、可靠且具备筹款能力的干部，组建筹款委员会。（五）以团为单位，组建民运工作队，其职责是指导连队民运工作组的工作，随军调查保长及大中地主的筹款筹布情况，了解乡村状况，组织贫民小组，宣传我党政策。（六）各部各工委必须将解决冬衣和资金问题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特别要防止乱没收、贪污现象，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驻扎城镇，保持买卖公平。这六项措施一经公布，干部和战士们便明确了行动方向，随即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棉布筹措工作中。
三、以身作则缝制棉衣，推动自制运动。
邓小平屡次重申，“严守纪律，关爱群众”是关乎部队能否在大别山稳固立足的关键所在。依照既定筹措方案，部队严格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部队的采购人员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无论是从商店购置，还是动员民众出售，只要是可用的布料，无论其质地、花色，皆予以采纳，终于成功筹集到了所需的所有原料。然而，所收集的布匹种类繁多，既有土布，也有花布，甚至还有纱布。棉花种类亦丰富，包括籽棉、絮棉，以及板棉、毛毯等，可谓宽窄粗细各异，琳琅满目。
将各式各样的原材料制造成抵御严寒的棉衣，这无疑是部队面临的一道棘手难题。众多战士虽不擅长染织、弹棉或缝制，但他们并未轻言放弃，而是不断寻求突破之道。部分连队甚至特意举办“诸葛亮会”，以期发掘那些能制作棉衣的巧匠。无论困难多大，都无法阻挡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们。他们中有的人这样说：“起初我们不懂打仗，是被敌人逼迫着学会的；如今敌人又逼我们学会制作衣物，为了胜利，我们势必要学会。”即便缺乏染料，战士们也搜集黄泥、草木灰、锅底黑灰等本地土染料，将这些材料染成灰色；没有弹棉弓，他们便用竹子、柳条编织成弹棉弓，手工剥去棉籽，制作出柔软、平整的棉絮。
战士编竹柳弹棉。
鉴于邓小平、刘伯承等几位领导同志的实际情况，时任司令部军政处处长的杨国宇计划指派管理科长进城，邀请几位裁缝前来制作棉衣。然而，刘邓二人对此提议迅速予以拒绝，他们坚定地表示：“同志们都能自行动手，我们自也不例外。”邓小平和刘伯承与干部、战士们共情，亲自操刀裁剪，一针一线地缝制衣物。连续数日，邓小平清晨不再外出散步，刘伯承亦不再坚持晨读，两人分别在一东一西的两间农舍窗下专心致志地缝制棉衣。
邓小平动作敏捷，不久便自豪地穿上了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袄。据晋冀鲁豫野战军老战士苗冰舒回忆，邓小平一边得意地欣赏着自己，一边笑容满面地对刘伯承说：“瞧，这身打扮不是挺好吗？我军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只要我们动手去做，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他抬起双袖，笑着补充道：“看，这衣服穿在身上多合身啊，完全是地道的中国手工艺品啊。”
“既然衣服已经领来，就别退了，送给小万吧，他也能穿得合适。”因此，这件珍贵的棉衣被邓小平转赠给了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小战士万全。类似的事情发生多次，几件机制藏青色细布棉衣也迅速分发给刘小平、刘伯承等首长，并由他们亲手递给站岗的战士们。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亲自指导和示范下，各纵队纷纷行动起来。一纵在蕲春、广济，二纵在黄梅、宿松，三纵在皖西，六纵在黄冈，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自制棉衣的热潮。
左手钢枪，右手银针，半月攻克难关。
“司令员真是妙计连连，不仅教会我们如何作战取胜，还让我们这些粗手糙脚的人学会了女红技艺！我们就按邓政委的指示，创造奇迹，向蒋介石展示，人民解放军人人都是多面手！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战士们那双原本粗壮有力的双手，此刻却换上了一根细腻的绣花针。初尝缝棉衣的滋味，他们大多显得笨拙，针线不时“走火”，手指被刺破流血成了家常便饭。大别山当地的驻村妇女们纷纷主动伸出援手，热心地传授缝针的技巧。尽管经过短期的特训，战士们仍难成为“巧妇”，但只能依靠耐心细致的打磨。仅是钉荷包、锁扣眼、上口袋等基本步骤，便充满了挑战，常常是缝了又拆，拆了又缝。在那几日一针一线缝制棉衣的过程中，部队驻地的屋檐下、树荫里，随处可见七尺男儿专注缝衣的身影。夕阳西下，油灯初上，许多人依然在飞针走线。有时，正当他们缝制棉衣之际，敌情突至，战士们迅速将布料和棉花卷起，投入战斗。战斗结束后，他们又继续拿起针线，继续完成手中的活计。
战士低头缝棉衣。
在战士们紧张赶制棉衣之际，邓小平与刘伯承时常亲临各连队的“手工作坊”，实地探望并检查战士们缝制棉衣的进展。一日，邓小平与刘伯承步入警卫排的院落，目睹数人正围绕一位战士嬉笑打闹。原来这位战士所缝制的新棉衣，前襟高高吊起，而衣领后却鼓起一个硕大的包，其大小足以容纳一个瓷碗。邓小平见状，亦不禁笑出声来。刘伯承首先让他脱下身上的棉衣，平铺于门板上，邓小平赶忙上前帮其整理袖子。另一名战士递来一个碗，刘伯承便向战士们演示了“碗口裁领”的技巧，裁剪出的领口恰到好处。战士们所唱的“兵好当衣难裁，棉衣好做领难开”这句歌词，在邓小平与刘伯承的悉心指导与示范下，仅凭一个小小的搪瓷碗便迎刃而解。
1947年11月8日，邓小平与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报告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部棉衣问题已基本解决，约八成已落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士们凭借着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极短的时间内，亲手缝制的棉衣纷纷穿在了他们的身上。尽管这些棉衣在风雨中淋湿、在阳光下晒晒，已变得灰暗而不鲜明，但它们承载着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的汗水与智慧，穿上它们，战士们依然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温暖。《战士报》上当时刊登的一首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情感：“英雄勇闯大别山，将士无畏冬衣单。棉衣虽无华丽色，披挂身躯心自安。”
“棉衣战”的胜利，归功于政委邓小平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深邃战略眼光，离不开战士们的顽强拼搏与坚韧意志，更离不开大别山人民的倾力相助和并肩作战。在第3纵队驻扎大别山南麓的司令员陈锡联亦不禁发出由衷感叹：“彼时，解决棉衣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攻克一场大战役。”在这场别具一格的“棉衣战”取得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数万战士们均穿上了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冒着凛冽寒风，迎着风雪考验，信心百倍地再次投身于更为艰巨的斗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