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实力增强。
尤其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如疾风骤雨般迅速占领了山西的广大乡镇农村地区，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覆盖了数百万人口，这使得八路军的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战争的落幕，中共已蜕变为拥兵百万，足以与国民党正面较量的强大政党。
众所周知，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崭露头角，然而，关于其崛起的真正原因，却鲜有人能详尽道来。
或许仍有不少人士知晓，山西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八路军崛起的重要策源地。
彼时，日军进攻山西，中央军与晋绥军且战且退，八路军则乘机奋进，在战火纷飞中勇夺先机，于山西敌后陆续建立起众多抗日根据地，并确立了政权。
谈起来看似简单，然而付诸实践时，情形便截然不同。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迅速铺开战局，夺取众多战略要地，并圆满实现教员部署的抗日战略，绝非仅仅依靠勇猛与智慧所能充分阐释。
无论事之大小，单凭空想终究难以达成，唯有脚踏实地付诸行动，方能有望成就伟业。
切勿误以为教员之职责仅限于窑洞之中，深思熟虑策略与谋略。然而，一旦投身于事务，教员便展现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对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紧咬不放，直至成果显现，方才放手。
自1936年东征行动告一段落，教员便开始密切关注刘少奇，敦促他加强对华北，尤其是山西地区的统战工作。教员对此事几乎每日都追询进展，刘少奇在教员的催促下显得尤为焦虑，于是他每日督促薄一波等人，要求他们提供成果，确保实效。
薄一波等人真有两下子。
等到七七事变前后，整个山西都快被中共渗透成筛子了，到处都是中共的人。
山西很多县政府的主要官员，是共产党员，牺盟会里的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山西新军里的中高级军官大多也是共产党员或预备党员。
山西的农村是左派人士去宣传的，群众是共产党牵头组织起来的，就连军政要员的培训工作，都是共产党人弄的。
在山西陷落敌手之前，中共的势力已如星火燎原，广泛播散于山西及绥远两地。在政治与军事领域，中共均展现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正因如此，才使得抗日战争爆发伊始，我党能够如此顺畅地在该省建立起各级政权。
那问题来了，共产党人在山西玩得这么嗨，难道“山西王”阎锡山就是吃白饭的，干看着不管不问？
你们或许难以置信，当时中共在山西地区最为关键的“保护伞”人物，正是阎锡山。
老蒋愤怒地质问阎锡山，追问牺盟会究竟是谁的主意，严令惩处！与此同时，日本人亦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指控阎锡山“勾结共党”。
彼时，在山西军政系统的各级官员眼里，阎锡山俨然成了一个被迷了心窍的昏庸帝王，众多大员心腹苦劝阎锡山，让他打击中共的发展。
然而，阎锡山不仅不予理睬，更是随口一句：“你们懂得什么！”
阎老西葫芦里卖什么药？
01
从红军东征说起。
1935年岁末，瓦窑堡会议圆满落幕，历经长征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曲折波折，红军部队终于沐浴在新生希望的曙光之中，对未来亦重燃新的憧憬与期待。
虽然发展方向已明晰，然而，现实中的物质条件依旧面临重重挑战。
鉴于陕北粮食匮乏，物资稀缺，难以维持大量红军的供给，加之陕北地区贫困状况严重，发展潜力有限，会议结束后，教员深思熟虑，决定渡过黄河，向山西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说干就干。
1936年伊始，教员亲率部队渡过黄河，抵达山西地区。
本次的战略目标在于连通山西与绥远两省，并对接苏联，力求在富裕的山西之地稳固根基。如此一来，一旦与陕北地区形成连接，红军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尽管红军当时仅有两三万人，然而教员却丝毫未曾忧虑难以击败晋绥军。在东征的征途中，教员诗情盎然，挥毫泼墨，创作出了《沁园春·雪》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对照教员的镇定自若，阎锡山不禁略显局促不安。
阎锡山是民国知名军阀。
军阀阶层林立，其中低层次者往往仅知以武力夺取政权，此乃人人皆知之理。他们依赖手中有限的兵力，别无他物，故而沦为最次等的军阀。
中游的军阀阶层，已开始意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对经济建设有所涉猎。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众多显赫军阀，皆是此类人才。
档次更高的军阀，其才智与能力尤为卓越，不仅精通经济之道，更能将经济推向繁荣，阎锡山便是这类军阀的代表。
在山西掌权长达数十年，他确实有过人之处。作为一内陆省份，山西在民国时期便在经济发展领域独占鳌头，全国领跑，其军事工业亦颇具规模，以至于蒋介石也不得不去向阎老西请教经验。
阎锡山能力出众。
常言道：“行家观门道，外行看热闹。”阎锡山对于理论的研究颇为热衷，他在审视中共时，其态度也与一般军阀截然不同。阎锡山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的研习。
曾特邀众多中共在平津地区的教授与学者赴山西举办学术研讨会，旨在汲取他们的智慧精髓，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中庸之道”理论。
一个军阀去学马克思主义，目的肯定不怎么单纯，阎锡山很忌惮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所以就想从理论中找到破解红军的办法。
其他军阀仅着眼于红军手中的数万杆枪，然而阎锡山却洞察到了红军那令群众畏惧的组织与动员力量。
阎锡山曾跟下属说：“盖共产党是挟思想、民众、政治、武力，而图夺取政权者。非思想不能抵抗思想，非民众不能抵抗民众，非政治不能抵抗政治，非武力不能抵抗武力。”
见解很棒。
02
1935年，当红军抵达陕北之际，阎锡山深感忧虑与惊慌。
你所目睹的，便将成为你坚信的；而你坚信的一切，将指引你的行为。
面对红军的武装力量，一般军阀倾向于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压制，然而阎锡山则独具慧眼，洞察到红军背后所蕴含的理论与主义，于是他在理论层面和政治领域对其施加压迫。
阎锡山在民国军阀中堪称罕见，他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尤为重视。在其主政山西的岁月里，他推行了一系列关乎农村与农民的政策，致力于将农民群体有效组织起来。那时的山西，社会秩序之稳定，远胜于他处。
因此，阎锡山深刻洞察到，红军对农民的感召力堪称独一无二，这也正是他为何对红军进入山西充满畏惧。
在抵御共产主义渗透的过程中，阎锡山亦独创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及应对策略。
若论及老蒋在抵御共产主义势力时采用的策略，乃“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相较之下，阎锡山则更侧重于“九分政治，一分军事”。
阎锡山曾言，红军之所以令人生畏，在于其擅长通过打击土豪、分配田地的方式，赢得民众的支持与组织动员。在他看来，单纯依靠军事防范共产主义是无补于事的，因为思想的力量远胜于军事。若不能有效遏制中共对农民的动员，那么其他手段都将显得无足轻重。
因此，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意图先行一步将土地公有化，彻底摒弃土地私有制度。如此一来，红军到来时将无法分配土地，亦无需对付那些豪绅。
换而言之，我自己来。
我坚决拒绝他人对我的命运进行篡改，决心自主变革，却不幸以生命的代价，终结了这场自我革新。
此外，阎锡山先行一步，将山西民众集结起来，散布了大量关于红军的虚假传言，以此恐吓民众，继而又组建了防共保卫团及主张公道团。
这两大民众团体同样颇具特色，红军到来之后，难道不是旨在为贫苦大众伸张正义吗？
我，阎老西，先行一步，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我将创立一个主张公道的团体，率先将那些受尽苦难的穷人组织起来，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公正。通过公道主义的力量，对抗共产主义。
防共保卫团则专司应对那些持有亲共立场之人，将拥护共产党者诬为不良分子，并设立举报奖励机制，对抓获者予以奖赏。
为使民众对红军抱持负面看法，阎锡山亲自编排了六首防范共产主义的歌曲，并下令在各村落广泛传播，规定期限内必须学会，未能掌握者须当众承受惩戒。
阎锡山的这套做法初看似颇显智谋，实则却是在自挖根基。
此法无疑将颠覆山西既有的社会架构，待新兴组织与人员崭露头角，更将不断与旧组织及体系产生持续的冲突。可谓是自作聪明，却反遭其害。
良药变毒药。
琼浆变砒霜。
作为山西的二把手，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对于阎锡山的战略思维深感困惑。他屡次力劝阎锡山巩固黄河防线，增强军事部署。
阎锡山已深陷于主义争论的泥潭，难以自拔，对强化军事力量以抵御共产主义并无太多热情，其全部心思都集中在了政治手段上以防范共党的渗透。
一方面，他坚信军事防范共产主义的措施并无实效，同时对自己的政治策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他却不愿将军事力量分散用于防共之用。
鉴于当时日本人正对绥远虎视眈眈，而绥远地处山西北部，堪称门户之地，阎锡山迫切需要汇聚力量以抵御日方的威胁。
然而，在阎锡山的这一套把戏看来，在教员的眼中不过如同孩童的游戏，根本未曾真正放在心上。
阎锡山对黄河防线的疏忽，竟使红军得以轻松越过河面，实现了顺利渡河。
03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
红军成功突破黄河的天然屏障后，随即兵分多路，迅猛向东推进：一支部队直取义牒，对石楼发起了围攻；另一支部队攻克留誉，逼近中阳城下；还有一支队伍沿河而上，对柳林发起了突袭。
阎锡山未曾遭遇过如此气势，顿时感到茫然失措。成千上万的人潮涌来，他竟无法阻挡仅有一万之众的红军。
往昔自创的那些所谓坚不可摧之作，自以为固若金汤，然而面对真正将土地分给穷人的红军，一切皆成泡影。
阎老西面对教员施展的“麻雀满天飞”之策，竟然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在那一阶段，张学良向阎锡山发出电报，表示愿意协助其剿灭共产党，然而阎锡山并未领受其好意，反而对张学良的动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斥责其心怀叵测。
阎锡山心生疑窦，认为红军渡过黄河乃老蒋与张学良所策划，二人素来倾向联俄，故此，一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便认定其背后必有阴谋，疑虑的对象正是张学良本人。
张学良在政治领域的历练尚显不足，性情略显急躁，难以保持冷静。
在拒却张学良的恶意图谋之后，徐永昌曾向阎锡山进言，建议派遣蒋介石的中央军入驻山西，但同样遭到了阎锡山的坚决拒绝。阎老西在万般无奈之际，亦不愿让蒋介石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
相较之下，老蒋显得极为冷静，他已将入晋的军队部署妥当，却始终未主动寻求与阎锡山接触，缄默不言。
战略定力远胜张学良。
眼见红军在山西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构建苏维埃政权，仿佛已打算在此地扎根，阎锡山焦虑万分，急忙调动晋军全力阻截红军。
三月初，阎锡山紧急调动了两个纵队，合计八个旅的兵力，将它们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一带。他意图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的主力进行一场决战，企图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一举吞没红军。
红军无畏地迎击，两军在兑九峪蜿蜒数十里的山谷中展开了激烈交锋，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最终均未能占据明显优势，最终各自收兵离去。
阎锡山向来认为红军的理论与主义颇具威力，而在军事层面上，则不足为忧。
红军给予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彰显了他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精湛技艺，同时在军事领域亦是一绝。
兑九峪之战结束后，阎锡山面对红军，实则已无计可施，内心涌起一股无力之感。
恰在此时，老蒋伸出了一只手，面带微笑地对阎锡山说道：“有难处，不妨寻求中央军的援助。”
3月11日，徐永昌记。“蒋先生来电指示，除黄杰所部一旅以及关师全体之外，还特别指令卫立煌指挥两个师前往山西协助剿匪。”
老蒋深知，唯有在此时，阎老西方会准许中央军进驻山西，从而避免激怒那凶狠的阎老西。
此次肩负代表老蒋晋行的重任的是陈诚，虽然此行旨在援助阎锡山，但陈诚却刻意降低了自身的姿态，显露出仅愿寻求合作的意愿。
陈诚忧虑因自己位居高位，权重甚重，恐使阎锡山心生不适，滋生猜疑，遂宣称自己将不久离任，将部队指挥权移交汤恩伯。
随着中央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抵达山西，局势变得不妙，教员洞察先机，随即下达了撤离山西的命令，率领部队返回陕北。
此次东征，虽痛失刘志丹这位杰出将领，但整体而言，我们可谓是凯旋而归，取得了完胜。
红军虽已远去，然而中央军却选择滞留于晋西之地，不肯离去。
正如教员所预见，随着东征的结束，山西的矛盾格局亦将发生新的转变。
04
请神容易送神难。
若中央军协助你驱逐红军，且求助于老蒋，那又怎能不承担相应的代价呢？
中央军不仅滞留不退，更积极吸纳阎锡山旧部，扩充国民党组织力量，并在晋绥军内部秘密安插己方人员。
蒋介石下达指令，命阎锡山迅速集结十五个团，展开西征行动，渡过河流，对共产党进行剿灭。
然而，老蒋毫无保留地试图争取晋绥军的高级将领李生达，任命他为此次西征的总指挥，并授权他调度中央军。
老蒋的举动确实令人反感，让阎锡山倍感困扰，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即便不是被红军所灭，也将因“草字头”而丧命。
此时，日本人觊觎华北地区，便借助伪蒙古国的力量，对绥远实施施压。绥远地处山西之北，是通往山西的门户。而日本人意图推动华北自治，其首要目标便是掌控关键的战略要地山西。
鉴于山西地势险峻，若无法攻克此地，华北自治的构想将沦为笑谈。
日本人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个领域对阎锡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阎锡山拒绝担任日本在华北的代言人，这体现了他对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的坚守。山西对他而言，不仅是无法割舍的故土，更是他一生紧密相连的家园。
日本虎视眈眈，却不料中央军竟再次落入自身怀抱。
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日本侵华军均将目光聚焦于山西，阎锡山曾扼腕长叹：“在这三颗鸡蛋之上，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舞蹈，绝不能让任何一颗承受破裂的命运。”
阎老西提前进行了一次锄奸行动。
1936年五月，阎锡山派遣手下暗杀了李生达。事后，他向蒋介石汇报称，李生达遭遇刺杀，导致军心浮动，恳请允许推迟入陕的步伐。
老蒋嘴角上扬，并未言语，反而心中暗自窃喜，乐见晋绥军内部纷争不断。
李生达事件的爆发同样昭示，阎锡山所承受的压迫可谓沉重之极，内部矛盾纷争，外敌环伺，虎视眈眈。
阎锡山基于其“中庸之道”的哲学理念，坚信自己唯有在狭窄的空间中寻求生存之道。在此背景下，他的思绪转向了刚刚撤离山西的红军。
鉴于教员策划此次东征，阎锡山得以深切领略红军的英勇之姿。红军仅以一两万兵力，便与自家的十余万大军展开激战，你来我往，令阎锡山不胜感慨。
阎锡山心算一番，若红军的战斗力与日军相仿，那么以他手下的十几万大军，恐难以匹敌日军的一万余人，这场战役实难取胜。
若红军的战斗力不及日军，那便意味着自身连红军都无法战胜，这无疑等同于丧失了抗击日寇的资格。
一商议，阎老西便萌生了借助中共之力的念头，以图缓解日军与国军对其施加的双重压力。
在老蒋和日军的逼迫下，阎锡山这个坚定的反共份子，竟然开始主动找红军合作。
若红军未能彻底挫败阎锡山的势力，阎锡山便不会主动寻求与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若红军未先击败东北军之两师，张学良或许亦不会寻求与红军携手合作。
世间法则便是如此冷酷，与其畏惧招致纷扰，不如担忧自身实力不济。若实力不足，甚至难以获得被人利用的资格。
具备实力，方是踏入牌桌之门的通行证，正所谓练就真功，方能应对挑战。
此刻，在陕北，教员洞察到阎锡山的日子正愈发艰难，恰是拉拢之机。纵使双方曾有一番交锋，但这并未妨碍双方未来合作的可能。
时势所迫，阎锡山无选择。
教员洞若观火，尽管他刚刚率领众人痛击了阎老西，但双方仍旧有望成为朋友。
阎锡山绝非愚者，实则才智过人。与智者交流，最为便捷，此中利弊，你我皆心知肚明。
返抵陕北之后，教员随即转过身来，挥笔书写了一封寻求合作的信函，命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携此信返回，转交阎锡山。
伯川先生：闻悉蒋氏对先生的压迫日益加剧，竟迫使晋军再度踏入陕西，更派遣中央军监视其后，显见蒋氏并无悔改之意……三晋军民对此必感同身受。若先生能与敝方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军、反抗蒋氏，敝方同仁极愿与晋军并肩作战，共筑抗日统一战线……国家危难之际，恳请三晋贤达切勿袖手旁观。”
在强者看来，阴谋论显得荒谬，若不洞悉时局动向，阴谋又有何实际意义？
阎锡山在接到信件后，心中已有所动摇。他意图借鉴红军在组织群众方面的策略，以此增强自身实力，将山西的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己所用。同时，红军亦需借助阎锡山的支持，在山西展开宣传，扩大自身影响力。
达成三项协议。
一、山西省内所有以反共为目的的组织与团体，例如防共保卫团，均予以撤销。
二、解除对陕北苏区封锁。
三、为满足双方需求，组织起一支抗日民众团体，该团体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牺盟会。
这轮相互依存的合作，双方均心甘情愿，阎锡山无可选择，红军亦然。
天涯沦落人，何须曾相厌。
合作中谁利用谁，谁被吃掉。
那就要看本事了。
05
恰逢其时，薄一波正身处北平草岚子监狱，正设法寻求释放之道。
彼时，日军图谋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正筹划将势力范围从中撤出。与此同时，那些被监禁的政治犯亦将随同迁移。
狱中负责人向薄一波等人透露，趁着此次迁移之机，他们有机会获得释放。
需支付5000元。
薄一波及其同仁们已在牢狱中度过了数年时光，尽管他们清白如洗，薄一波仍决意写信寻求援助以筹集资金。监狱看守对此表示全力支持，甚至主动提出协助他传递信件。
薄一波心中浮现出一人，此人或许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巨额资金。这位人物便是曾与他同属一个地下党小组的胡熙庵。胡熙庵昔日担任造币厂科长，长期与货币打交道。
如今，胡熙庵的身份系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尽管囊中羞涩，但在收到薄一波的信件后，他立刻联系了在山西定襄的同乡寻求协助。经过一番努力，他最终找到了郭挺一。
郭挺一跟薄一波是同学，以前也是共产党，后来履行了反共启事的出狱手续，被开除出党了，就回到山西老家跟着阎锡山混，在山西自强救国会中做事，会长是阎锡山。梁化之是总干事。
找到了阎锡山。
郭挺一与阎锡山进行交流，意图说服其出资解救薄一波等人。在谈话中，他对薄一波赞誉有加，几近将薄一波捧上了天。
此时，阎锡山正着手组建抗日民众队伍，迫切希望与中共携手合作，唯独缺少一位称心如意的中共人员来负责组织工作。
阎锡山一听薄一波这个才子是共产党员，还是山西人，两人老家离得还挺近，就连梁化之这个阎锡山亲自培养的政治接班人，以及幕僚赵戴文等人都推荐薄一波。
薄一波，年轻易操控。
阎锡山闻言即动，迅即致信北平事务的管理者、军阀宋哲元，以及薄一波。
继而派遣郭挺一携带着五千银元前往北平监狱，旨在将其中的薄一波接到山西，以期共同谋划并推进保晋事业。
恰在此时，刘少奇特地让人致信薄一波等人，催促他们尽快完成反共启事的相关手续，以便早日获得释放。
这正是所谓时运将至，无人能阻。那曾被囚禁五年的薄一波，即便平日里声嘶力竭，也难以挽救他们于困境之中。
待至预定时刻来临，众人争相涌上前去营救他们，这真可谓是时势造就英雄。
机遇降临，若你具备才能，出头之日自不难觅。在动荡的时代，果然无人能默默无闻。
刑满释放不久，薄一波便收到了阎锡山的来信。信函到手，他立即向北方局进行了紧急汇报。
闻言，刘少奇喜形于色，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佳音吗？谁料想，你这位小子刚刚出狱，这般美事便主动找上门来。
当前，形势正经历着重大转变，日本企图灭亡我国，蒋介石依旧坚持不抵抗政策，阎锡山亦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在此背景下，我党的使命在于，既要着力加强基层群众工作，亦需积极构建上层统一战线。
刘少奇在执掌白区工作之际，尤为注重构建并巩固上层统一战线。
他坚信，唯有竭力争取合法的立场，并与高层建立稳固的联系，方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是精通渗透之术的，并非陷入对立的漩涡，所倚仗的唯有真本事，而非一时的怒气。
刘少奇对薄一波说：“若错失此次主动上门的良机，便可能永远与它失之交臂。”
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阎锡山竟将如此珍贵的机遇，直接指定授予了薄一波。
在一定程度上，阎锡山堪称薄一波的伯乐，若非他，薄一波或许仅是边缘角色。得此重点项目后，薄一波的名字便迅速引起了教员的关注。
外出他乡，老乡情谊最为深厚。阎锡山这位地道的财主，对待同乡也颇为慷慨。
薄一波回忆道：“我出狱后不过一周，大约是在10月5日，便重返了山西，并在那里逗留了超过二十天。彼时，革命力量尚不雄厚，党内仅存一个特科，他们特意组织了一批人前往车站迎接我。人数大约有十几位，显得颇为稀疏。胡熙庵带领了一群人，邀请我至他们处安顿。”
阎锡山将薄一波召唤至前，旨在委以重任，令其掌管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事务，该组织简称为牺盟会。
他意图借助该组织之力，将山西境内所有民间团体紧密联合，共同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
阎锡山颇具个性，他恪守着“事不过三”的信条。
起初，该组织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然而阎锡山认为直接提及“抗日救国”略显直接，于是将其更名为“牺牲救国”。
此后，在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进程中，情形亦然，将原有的抗日决死队名称更改为抗敌决死队。
阎锡山行事遵循“中庸之道”。存在即真理，需求即合法。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只要能够维持我的生存，我便会与之融洽相处；而若有人企图剥夺我的存在，我便将坚决与之对抗。
至抗战中后期，家道中落的阎锡山竟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共谋一气。
06
适逢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即1936年9月18日，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在山西宣告成立。
抵达山西后，薄一波的首要举措便是与阎锡山商定三项约定，委派其负责牺盟会的日常运营。尽管如此，阎锡山必须承诺满足薄一波提出的三个条件。
“一是说只做抗日工作，不做其他工作；二是，我说我这个共产党员不能改变，你绝对不能限制我的工作；第三条，我活动得到你的同意。”
但阎锡也有条件，牺盟会的工作都必须在自己的名义下展开，讲话办事的时候，可以用共产党那一套，可形式必须用阎锡山的那一套。
薄一波将其形象的比喻为：“用阎锡山的口袋，装共产党的面。”
你借重于我，我亦依赖你，你以为此番得计，而我亦深信你此番必有所获。
此处存在疑问，阎锡山是否知晓薄一波与郭挺一并非同一人，他所办理的是伪造的而非合法的手续？
部分学者对此表示不知情，因而阎锡山对薄一波的信任显得尤为深厚。然而，根据薄一波的回忆，阎锡山似乎对此事心知肚明。
知晓重用薄一波的背后原因，便在于他所持的这张伪造证件，足以规避诸多烦扰。
在山西逗留逾一个月之后，薄一波搜集了充足的信息资料，随后返回北方，向刘少奇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并据此制定了未来工作的指导方针。
刘少奇叮嘱薄一波，无需畏惧与国民党高层过于亲近，抵达之后的首要任务是稳固立场。他们所喜好的言论，我们便顺应其意而谈。
阎锡山不愿听闻之事，便缄口不言。关键在于确保实际领导权的掌握。
在离别的时刻，刘少奇额外派遣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与薄一波一同前往太原。同时，他还赋予薄一波一项特殊使命：营救王若飞。
原本，薄一波与梁化之曾言，王若飞乃党内之杰出人才，其地位与周恩来相媲美。若能释放，将有助于牺盟会的工作。然而，王若飞获释后，便急于返回延安，此举令梁化之颇为气愤，以至于他想要再次将王若飞拘禁。但这只是后续之事。
薄一波再次回到太原后，先改组了牺盟会组织，会长仍由阎锡山担任, 而常委 7 人，除梁化之外，皆由共产党员担任。
杨献珍负责起草了牺盟纲领。纲领中原本提出“抗日救亡”的口号，后经阎锡山修改，变为“抗敌救亡”；而“收复失地”的表述，也被阎锡山更改为“守土抗战”。
薄一波等众亦不强求，任尔言辞如何，只要人是我们的便好。
牺盟会作为山西省政府的官方机构，其运作颇为便捷。得益于阎锡山的鼎力支持和资源倾斜，各项事务得以顺利进行，效率倍增。即便是薄一波也为之赞叹，称其工作进展迅猛，成效显著。
但中间也是有波折的，山西很多军政要员，都反对阎锡山用共产党人。
一次，万经国、赵传寿这两个集团总司令带上部下，有七八十人，到阎锡山面前说：“参谋薄一波是共产党，你认了共产党以后，我们就死无出路了。”
阎锡山轻笑一声，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无知得很。现在交这样的朋友尚且不易，等到将来，恐怕连交这样一个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你们还是自个儿走吧。”
证据确凿，阎锡山成为中共在山西最坚实的“保护伞”。
在大革命遭受挫败的岁月里，中共地下党成员未曾有过这样的优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那些白区领导人非但不会组织军警来抓捕他们，反而会为他们提供庇护，无论是口渴时递上一杯水，还是饥饿时送来食物，他们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与照顾。
在浩瀚的历史洪流面前，任何新怨旧恨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笑柄。
07
革命年代的共产党人最擅长什么？
擅于一气化三清。
红军的骨干成员，宛如红警游戏中的基地车辆，一旦寻得资源丰饶之地，便迅速展开，建立起一个坚实的根据地。
自牺盟会成立以来，薄一波等同仁首要之举，便是致力于人才的培育与自我壮大。
这显然远胜于老蒋的手段。老蒋入山西之后，惯用的策略不过老三样——挖墙脚、安插间谍、挑拨离间。
来来回回，始终不过是零和博弈，局限于现有资源，缺乏新增的产出。
薄一波他们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甫一亮相便着手开设培训班，各式各样的培训班接连涌现，班次不断增多。
牺盟会相继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以及村政协助员培训班和军政民运干部培训班等。
在阎锡山的严密监管之下，除却未能设立党校，其他各项事务均得以顺利进行。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究竟承担何种职责，此处我们不妨专门予以阐述。
该组织的活动颇似时下大学生热衷的“三下乡”活动，旨在召集学生与青年深入乡村进行宣传推广，彰显着五四精神的一脉相承。
村政协助员的培训课程吸纳了选拔出的学员，其中主要面向太原市的学生以及部分乡村教师，总计约1000名。他们首先接受为期十天的集中培训，随后被分配至乡村，投身于向农村各阶层普及宣传、激励动员的工作之中。
组织形式颇似往昔的工人运动，由刘少奇进行指挥调度，而薄一波则负责具体执行。
村政协助员抵达农村后，便着手将村民们召集在一起。
以十人团队为单位，众人共同推举出一人担任代表，此过程持续扩散。与此同时，我们亦选拔出杰出人才，送往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团深造。我们的目标是吸纳两万名优秀人才。
短短三个月的下乡之旅，牺盟会的会员人数便激增至六十万，同时，培训班也因之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名额一空。
运用此法，仅需动员一千名青年学生，便能激发出数十万人的力量，成功吸纳数万名杰出人才，从而将此事圆满完成。
这便是阎锡山长久羡慕的组织动员力。
此后，增设了政治工作人员培训课程、冲锋上士培训班、妇女运动培训课程，以及寒假和暑期的训练班。
此外，最为关键的则是牺盟干部训练班。该班专为培育牺盟会的特派员而设立，其教学模式完全沿袭自中共。
特派员的职责在于遍布山西各地，统筹协调各项任务的推进，并将培训有素的成员分配至适宜的岗位。
概而言之，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来自本省抑或外省，一旦加入牺盟会，便皆能寻得契合自身需求的培训班。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够习得抗击侵略、拯救国家之技能，更可获得全球最为前沿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1937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势力迅猛扩张，呈现出势不可挡的态势。
中共以农村为基础，发展革命。
阎老西将山西的农村之地，慷慨地让予中共以发展，从而将山西塑造为一座独特的革命根据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若不崛起，实属难能。
阎锡山恐怕未曾料及，昔日他竭尽全力，以中共之策抵御共产主义，然而数年之后，他却转而敞开家门，热烈欢迎中共前来扎根发展。
令人感慨。
在短暂的时光里，薄一波凭借牺盟会之力，培育了一支庞大的抗日救亡工作骨干队伍，进而逐步构建起山西新派领导力量。
08
在培育出众多军政人才的基础上，接下来的策略便是巧妙说服阎锡山建立新军，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显而易见，许多人或许已察觉到，与阎锡山有关的组织，其名称均蕴含着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
阎锡山曾热衷于日本求学时光，那时他加入了铁血丈夫团，自那之后，他便对带有牺牲精神的这个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阎锡山亦怀揣着组建新军的愿望，尤其对红军那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部队心生向往。在与红军交手之后，他更是迫切地希望能够打造出一支与之相媲美的新军。然而，遗憾的是，他麾下缺乏精通此道的人才。
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组建一支军队。阎锡山未加深思熟虑便应允了此事。他承诺，所需的武器装备与军饷均由山西省承担，但部队的体制须与红军保持一致。此外，军队的高级将领也须由他亲自挑选。
薄一波将此事向上级进行了汇报，上级闻言亦深感震惊，直言八辈子也未曾遇见过如此美妙的机遇。
新军的建立势在必行，而武器之掌握亦不可旁落他人之手。教员一挥手间，延安便给予了全力支持。待八路军渡过黄河，届时更将输送一批军事人才予以协助。
阎锡山渴望掌握更高的领导权，而于我等，则应专注于中下层的管理权限。
阎锡山固然不是易于被蒙蔽之辈，他试图在新军中混入杂质，但这终究无法奏效。在组织建设领域，中共堪称翘楚，无人敢于挑战其领导地位。
起初，决死队的核心成员仅有三百名青年学生。随着阎锡山的批准，队伍在一个月后迅速壮大，扩展至五个旅级编制，以及四个纵队规模。
决死队名义上受阎锡山领导，但政委和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 有些思想进步的旧军官，还被送进了抗大分校学习。
新军成立之际，刘少奇与杨尚昆自延安会议归来，辗转抵达太原。
自他们抵达之后，便迅速着手夺取新军及山西各县的领导地位，陆续派遣政治工作人才至各县，参与各级政府机构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牺盟会总部随之迁至临汾，刘少奇等同志亦在此地继续办公。
此刻，山西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敌军已占据山西大半疆土，晋绥军亦遭受重创，损失过半，而旧政权几乎陷入全面瘫痪。
阎锡山元气大损，此刻他手中无握有力之牌，唯有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牺盟会之上。
昔日，阎锡山或许有意庇护中共在山西的壮大，然而随着山西半壁河山的相继沦陷，他对中共的发展态度近乎演变为一种默许乃至纵容。
彼时，华北地区的政府机构几近空荡，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亦已陷于瘫痪。然而，在众多小城镇中，日伪政权尚未完全确立，政权之位暂时处于一种空缺状态。
先前，刘少奇委派至山西各县的牺盟会特派员们，一经任命，便迅速掌握了众多县、区、村的政权。此外，刘少奇还精心筹划了一所县长培训班，选拔了40名特派员，旨在直接将其培养为县长。
刘少奇对机遇的把握极为敏锐，在那段时期，他心无旁骛，专注于政权建设。他的主要职责在于任命各级政权的领导人员，并致力于培养各层级的干部。
在这层面上，刘少奇与教员的见解颇为一致。两人均对政权及农村发展给予极高的重视。教员在延安密切关注山西的军事动态，而刘少奇则聚焦于临汾地区的政权建设，彼此协作，分工明确。
当然有些县长、团长的提名还是要经过阎锡山同意的，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走个流程，阎锡山谁也靠不了，只能靠牺盟会，共产党提名的人大多都通过了。
政权拿到了大半，新军的领导权也基本拿到了，新军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部队，但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在新军兵力达到巅峰之际，其阵容壮大至五十个团，主力部队人数超过五万，其规模几乎与八路军的编制相媲美。
阎锡山察觉到自己已无力驾驭这支新军，遂决意亲自将其摧毁。
十二月事变后，大部分的新军部队直接改旗易帜，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直接融入了八路军120师、129师的序列中。
八路军迅速壮大。
09
在抗日战争的开端，八路军迅猛扩张，迅速在山西境内广泛设立各级政权机构，这其中，刘少奇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阎锡山及牺盟会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蒋介石长达十年的追击与围困红军，原以为能在山西重现四川的胜景，却未料遭遇了波折。阎锡山并非刘湘，而山西亦非四川。
在情势所迫之下，阎锡山勉强同意中共在山西展开合法活动长达一年有余，使得蒋介石先前付出的努力化为泡影。正是在这段关键时期，我党得以迅速壮大。
随后，国民党溃败至台湾，岛上众多人士纷纷将国民党之败局归咎于阎锡山，认为其应承担重大责任，难以推脱。
实则所言颇有几分道理，然而，随之而来的利益，却是延安凭借自身能力所应得的。
岂料老蒋昔日对阎锡山施加重压，于日军猖獗进逼之际，不仅未分担其困局，反逼其向中共倾斜。
老蒋过于自信，坚信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同时也深信已沦落为丧家之犬的东北军，将与红军展开相互消耗的斗争。
两算盘问题被教员解决。
阎锡山也很自信，自以为自己在山西盘踞几十年的实力，可以裹挟共产党，以对付更强大的老蒋和日军，然而，一山还有一山高。
蒋介石和阎锡山都很厉害，可他们遇到了一个共同的对手——毛泽东。
还是教员最牛。
那么，在这个关键时期的代表人物薄一波，其后来的境遇又是如何的呢？
1943年11月，薄一波莅临延安，出席七大预备会议，此乃他首次与教员见面。
教员见到他说：“你是薄一波？”
又自言自语，如履薄冰
随后，在党的七大上，薄一波同志荣膺中央委员，当时年仅37岁，成为在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实至名归。
